金融危机以来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
去年国际局势发生了新世纪以来最深刻的变化。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触底反弹，开始转暖；国际力量对比日趋均势；多极化步伐加快；和平、发展、合作已成为国际社会主旋律。但地区冲突、暴力、恐怖事件频仍，涉及全球的不测因素日增。
一、世界经济开始缓慢复苏，发展中国家作用突出
从2009年二季度起，全球经济开始出现复苏迹象，包括新兴经济体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回暖较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2009年全球经济将收缩1.6%， 但新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总体经济将增长1.5%。当然，“金砖四国”特别是中国、印度功不可没。美国作为金融危机的发源地已渐显颓势；“金砖四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持续超过了50%；亚洲经济已快速回升。据报道，2009年第二季度，四个亚洲新经济体（中国、印尼、韩国和新加坡）GDP的平均年增长率超过10%，这支经济力量已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全面复苏的重要引擎。
二十国集团（G20）在应对金融危机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2009年9月，二十国集团第三次金融峰会上，奥巴马和其他与会领导人认为，从现在开始，二十国集团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将成为协调全球经济政策的一个基本平台。英国首相布朗表示，旧的国际经济合作体系已经结束，新的经济合作体系则从现在开始。二十国集团可以为世界经济发展做出巨大贡献。 另外，美国放软身段，强调同舟共济，共克时艰，同意在国际金融机构改革中做出适当让步。有鉴于此，此次金融危机催生了世界经济新秩序。世行行长佐利克称，单极世界已经落幕，美国再也不能靠美元主宰一切，欧元和中国的人民币将会成为候选的储备货币。西方发达国家主导世界经济的力量明显下降，已不能再为所欲为。
目前看来，虽然一些发达国家经济开始复苏，但基础不稳固，动力不足，全球经济复苏将是一个缓慢曲折的过程。其主要原因，一是此次金融危机的元凶美国，国内金融市场仍然起伏不定，许多银行将相继倒闭；股市、房市一再波动，华尔街已失去昔日的辉煌。如美国再大量印制美元，继续使美元贬值，让世界为之买单，必将使多国严重受损，从而引起国际金融市场的更大波动。美国只能吞下金融自由化和经济虚拟化带来的苦果。二是西方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日甚，正对全球经济复苏形成严重伤害。G20峰会一再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但发达国家仍我行我素，采取一系列贸易壁垒措施，损害国际贸易自由化。三是全球失业率猛增，形成了一支庞大的失业大军。
另外，发展模式成了国际社会讨论的热门话题。金融危机已动摇美式发展模式。人们更倾向于发展模式多样化。比如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认真研究中国发展模式。国际社会有人认为，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北京共识”可能会最终替代声名狼藉的“华盛顿共识”。
二、美国霸主地位削弱，但谋霸势头未减
美国经济海啸，百年一遇，元气大伤；国际影响力大跌，美国发展模式受到质疑，越来越多的国家敢于对美说不，尤其是中东地区穆斯林反美、仇美情绪高涨，甚至其盟国，如欧盟领导人公开指责美金融自由化政策，要求国际货币多元化；针对美的国际恐怖活动持续不断。看来，美国很难再一家说了算。
奥巴马“临危受命”，锐意变革。上台伊始，他对小布什政策进行了大幅调整：对内着重恢复经济，改善民生。经政府干预，经济开始复苏，但失业率仍居高不下；对外利用巧实力，一改单边强硬姿态，高举和平、民主、自由旗帜，力争占领国际道义上的“制高点”，扮演“救世主”角色，以改善美不良国际形象，进而恢复其软实力。但奥巴马已感力不从心，正如美联社援引伦敦的国际战略研究所最近公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所称，在应对全球问题时，美国总统奥巴马可能会越来越多地求助于别国，一部分原因在于他别无选择。
综合起来，奥巴马对外主要采取了如下举措：
1.多交友，少树敌。一是积极改善同中东、拉美、中亚等国家的关系，重点突出埃及、沙特、土耳其、叙利亚、委内瑞拉、乌兹别克斯坦……。二是坚持从伊拉克按时撤军。2009年6月份，驻伊美军已撤出伊主要城镇。三是拉住中国，强调“风雨同舟”，加强合作。2009年奥巴马同胡锦涛三次会晤，一次访华，并发表了两国联合声明，实属中美建交以来历届美总统之最。四是缓和同俄罗斯的紧张关系。2009年7月，奥巴马访俄；9月，他宣布“放弃在东欧设立导弹防御基地的计划” 。五是加强同非洲国家的合作，向贫困国家提供大量人道主义援助。
2.强化同盟国关系。增强同欧盟，特别是同英、德、法三国的全面合作，主张双方建立平等伙伴关系，不再重弹新、老欧洲的老调。对于他们对美外交“新政”的批评，奥巴马表示，认真倾听，不予公开置评；强化美日同盟，美不会因日民主党上台而改变政策；深化美、日、澳（大）、韩、印（度）联盟；支持以色列打击哈马斯。
3.转移反恐重点，强调不反穆斯林。为改变小布什的“全球反恐战争”造成的恶果，奥巴马提出“阿富巴”战略，将反恐重点由伊拉克移至阿富汗和巴基斯坦。2009年2月17日，他批准向阿富汗首批增兵1.7万人，以集中打击东山再起的塔利班和基地组织。同时，他支援巴基斯坦全面围歼国内的塔利班武装力量。对于穆斯林，奥巴马多次表明了美愿同穆斯林建立良好关系的愿望。他接受阿拉伯电视台专访，表示“美国不是穆斯林的敌人”。2009年4月6日，他访问土耳其时，宣布美国“没有与伊斯兰世界开战”，并呼吁与伊斯兰世界建立更加友好的伙伴关系。
4.主张和平解决地区热点问题。对于朝核、伊核、伊拉克、巴勒斯坦、达尔富尔等地区热点问题，奥巴马伸出“橄榄枝”，扮演“消防队员”角色，不求尽快解决，但求适度降温，以维护地区稳定。因此，美朝野动辄喊“打”的论调已明显减少。
5.强调联合国作用，并愿同各大国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问题。2009年8月12日，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苏珊•赖斯在纽约大学发表题为“世界的新道路、联合国的新方法”演讲时表示，美国无法单枪匹马解决世界性问题，它将和联合国联手与恐怖主义、贫困和其他重大挑战作斗争，需要与其他国家进行有效合作。
美国的上述举措，具有一定的迷惑性。实际上，奥巴马外交新政，仅是策略调整，并非战略调整。二战以来，美历届总统均谋求世界霸权，奥巴马也不例外。他在就职演讲中强调，美国“通过榜样的力量，而不是武力的榜样，来领导世界”。他的目标仍是“恢复美国在一个不再是单极的世界上的全球领导地位”。迄今为止，世界上尚无一国能够挑战美国的唯一超级大国地位。美国影子无处不在。它继续强化在世界各地的军事基地，打造“隐性三合一”战机，牢牢掌握制空权，拼凑亚洲版“北约”，围堵中国，继续北约东扩，包围俄罗斯，独持中东牛耳，排斥各大国插手，增兵阿富汗，消灭塔利班……。
三、中东地区总体趋稳，局部动荡
一年来，该地区未发生涉及地区的大规模的突发事件，各国政局相对稳定（伊拉克、阿富汗除外）；美、伊（朗）关系有所缓和；以巴武装冲突和暴力事件明显减少。主要因为，第一，国际金融危机对地区各国经济冲击较大。而各国政府均全力以赴抓紧恢复国内经济，除开发本国资源外，还加大了双边和多边的合作力度。阿盟、海合会、马盟、中阿合作论坛等区域性组织发挥了日益重要的作用。值得一提的是，地区石油输出国纷纷落实“东向”政策，以弥补在西方造成的经济损失，比如沙特等海合会成员国和伊朗进一步加强了同中国、印度、韩国等国的合作。第二，美调整中东政策，适度缓解了地区国家穆斯林反美情绪，减轻了当地政府来自民众的压力，使其政权和国内安全形势得以稳定。美、伊（朗）互有需要。美对伊动武的论调基本不提了。地区国家对美是又爱又恨，又不敢得罪它，又离不开它。但该地区仍是一个“火药桶”。诸如伊拉克、阿富汗、巴勒斯坦、达尔富尔、伊核等热点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前景堪忧，特别是伊、阿安全局势严峻，暴力恐怖事件时有发生。阿富汗可能成为第二个伊拉克。奥巴马中东新政收效甚微。由于美、以中东政策的一再失败，致使“大中东”地缘政治轴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形成了新的“五极格局”，即由埃及、沙特阿拉伯、以色列、土耳其和伊朗组成。
四、国际恐怖活动严峻
一年多来，国际上三股恶势力在中东、中亚、南亚及东南亚异常活跃。极端宗教势力、塔利班及基地组织有了新的发展，2009年制造了多起恶性爆炸事件。7月17日，雅加达万豪酒店和丽思卡尔顿酒店发生自杀式炸弹袭击事件，造成9人死亡，53人受伤……4名通缉犯中有两人曾接受袭击奥巴马的训练。9月份以来，伊拉克安全局势日趋恶化，安巴尔省、摩苏尔市、巴格达及周围地区发生多起爆炸事件。10月14日，据伊政府公布统计评估报告称，在后伊拉克战争的重建时期，伊拉克共伤亡20余万人，其中死亡8.5万人，伤14.7万人。 10月25日，巴格达又发生两起汽车炸弹爆炸，造成132人丧生，512人受伤。这是自6月美军撤出伊主要城镇以来，发生的最严重的恶性事件。阿富汗国内安全局势也不断恶化。当地政府正面临贩毒、贪污、塔利班三大棘手问题。奥巴马的反恐新战略使塔利班势力日益壮大，驻阿多国部队伤亡日甚，以致使英国首相布朗急于将英军从阿撤出。据报道，奥巴马又要增兵阿富汗。即使如此，恐难达到预期效果。美国人被迫痛苦地承认：反恐胜利，说遥遥无期并不为过。 10月28日，塔利班又血洗联合国公寓楼，造成6名联合国外籍雇员死亡。巴基斯坦的塔利班武装势力也制造了多起恐怖爆炸事件，致使巴国内人心惶惶，大学停课。10月28日，巴基斯坦白沙瓦市发生爆炸，已造成至少80人死亡，200多人受伤，20多家商铺被毁。 另外，国际海盗猖獗，索马里海盗更是兴风作浪，严重干扰了国际商船的正常航运。虽有多国舰队护航，但仍防不胜防，劫持事件时有发生。负责监控海盗行为的国际海事局公布的数字显示，海盗事件从2007年的35宗攀升到了2008年的111宗，2009年更是达到了178宗。
五、气候变化问题已成热点
近年来，全球气候变暖给人类带来了难以预测的灾难，已成为联合国和国际重要会议的热门话题。2009年，国际社会已将此上升到国际发展战略的高度。欧洲在发展低碳经济和开发新能源方面走到了世界前沿。奥巴马执政后，对此抓得很紧，力图借此占领国际道义制高点，并推动国内新能源的开发，准备在新能源和环保问题上重新领导世界。
鉴此，美欧经常拿气候变化说事，向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印度施压，迫其用它们的标准为大气污染买单。其实，近百年来，西方发达国家通过污染环境实现了现代化。现在它们要求发展中国家承担同样责任是不公平的，也是不合理的。因此，它们应多承担责任，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和转让环保先进技术及设备，以便大家协调一致，共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挑战。2009年9月，胡锦涛主席出席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期间，明确表示，中国将大力发展可替代和清洁能源，争取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15%左右，并种植4000万公顷森林来吸收二氧化碳，从而赢得了与会代表的热烈掌声。2009年年末召开的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达成《哥本哈根协议》，尽管成果有限，但获得国际社会的积极评价。挪威气候研究中心主任克努特•阿尔夫桑说，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中国做得比美国好多了”。中国宣布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是“一个雄心勃勃的目标”，中国在建设富足社会的同时努力减少排放。
六、中国国际影响日增，但仍面临巨大挑战
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大增。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等国家主要领导人多次出席国际会议和出访，大大提高了中国政治上的影响力，形象上的亲和力和道义上的感召力。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政府迅速、果断地采取了保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等一系列措施，很快扭转了经济增速下滑态势，回升向好的趋势得到巩固。在此情况下，中国在解决国际金融危机方面稳住了世界市场，并为亚洲、欧洲和美国新近出现的复苏做出了贡献。奥巴马称赞中国是国际社会强大、繁荣和成功的一员。国际金融协会理事长查尔斯•达拉雷认为，在二十国集团中，中国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领导作用。首先，中国已证明其在刺激经济改革方面取得的成功。这是过去一年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其次，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举足轻重。中国发言，世界都会聆听。鉴此，世界银行副行长詹姆斯•亚当斯说，中国已“成为国际舞台上一个关键因素”；美国前驻华大使尚慕杰表示，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实体的中国现在是发展中国家的楷模。中国现在不仅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发展，也在世界外交舞台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当前，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笔者认为，主要有：
1.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并未结束。虽然美、欧出现经济复苏，中国经济也已转暖，但不测因素很多。比如，中国经济回升的基础还不稳定，不巩固，不平衡，一些深层次矛盾特别是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西方发达国家问题更多，麻烦成堆，压力更大。因此，局势不容乐观，不可掉以轻心。宁可把困难估计得严重一些，复杂一些，充分一些，也不宜盲目乐观。
2.国际多种力量制约中国。美国担心中国势力扩大，由“水龙”变成“火龙”（美国前副国务卿佐利克语），挑战美国。2009年中国的国庆阅兵“深深碰触到了美国人的敏感神经”；中国模式的成功更使美大为不快，故通过经贸、科技、气候、安全等方面遏制中国；欧盟更担心中美“两国集团”（G2）共管，极力诋毁中国。日本也冷眼旁观，很不舒服。新兴大国心态复杂，不愿看到中国强大，并在国际资源、市场、引资和话语权等方面同中国展开竞争。2008年“3.14”拉萨事件、2009年“7.5”乌鲁木齐打砸抢烧犯罪事件的背后，都有西方反华势力的支持。
3.周边环境不稳定因素增加。周边诸国正进入动荡期。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各国经济普遍大幅下滑，社会矛盾激化，人民生活水平下降，政府更迭频繁，特别是日本发生“政治地震”，自民党下野，民主党上台。各国经济虽有复苏，但仍充满变数；朝核六方会谈受阻；南海争端加剧；塔利班和基地组织等极端势力异常活跃，恶性恐怖事件频仍，给我国西北边陲的正常生活秩序带来负面影响。另外，中国是世界上被几个核大国包围的惟一国家，美国军事战略东移和向台湾出售武器，使中国隐藏安全危机。
4.国际责任压力增大。中国的国际责任涉及方方面面。近几年来，全球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问题，尤其是突发恶性事件越来越多。比如席卷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甲型H1N1流感蔓延、国际恐怖事件、气候变暖、地震等。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义不容辞，应尽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另外，西方国家高调鼓吹“中国责任论”，意在套住中国，将其纳入西方的轨道，为它承担国际责任，甚至承担力所不能及的责任。对此，中国不宜头脑发热，仍要坚持韬光养晦，量力而为。
西方学者对国际金融危机原因的分析
面对当前国际金融危机，西方学者对其产生的原因众说纷纭。西方学者包括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和资产阶级学者有些什么看法呢？
一
美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大卫•科茨教授认为，导致这次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原因是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在大卫•科茨看来，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与有管制的资本主义虽然在本质上都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但在形式上有很大的区别，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具有如下特征：（1）放松对经济和金融的管制，允许自由市场的存在。（2）政府不再对宏观经济进行积极调控，追求低通胀率而非低失业率。（3）社会福利急剧减少。（4）大型企业和政府打击、削弱工会力量，劳动市场格局改变，资方完全控制劳方。（5）自由、残酷的竞争取代了有节制的竞争。（6）商品、服务和资本在不同国家之间相对自由的流动。
不言而喻，这种基本上是放任自流的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且是在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已大大发展形势下的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将不可避免地会加剧世界发展的不平衡，拉大国际南北之间、国内贫富之间的经济水平的差距，从而加剧资本主义固有矛盾及其派生的生产过剩和消费需求不足的矛盾，最终演化为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然而，新自由主义者却迷恋于自由市场万能论，根本看不到放松国家管制所带来的必然发生的上述消极结果。科茨深刻地指出：“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家们宣称，如果没有国家的管制，金融市场会更有效率，人们就能把有限的资源投入回报率最高的领域。但是他们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即没有管制的市场非常容易发生危机，而且在新自由主义条件下金融危机会变得更加严重。”（《金融风暴启示录》，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第20页）接着，科茨又进一步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论证了在放松管制的新自由主义条件下，为什么会使金融危机更加严重。他说：“1945—1973年间，在国家管制的资本主义条件下，美国中央银行和政府迫使金融资本尽量把钱借贷给实体经济部门的企业。这种情况下，金融机构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去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润，相反，它们被分成各种不同的类型，只能从事指定类型的业务。” 然而，在70年代新自由主义思潮兴起以后，即在“1980—1982年间，美国国会通过了两个重要法案，解除了对金融机构的管制。这样，美国的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就可以自由地追逐最大利润。因此，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被吸引从事投机性业务，”（同上书，第21页）金融衍生品也就越来越多地滋生繁衍出来，而在80—90年代形成在全社会以至所有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涌现出新自由主义的金融创新浪潮。这种缺乏监管的金融创新浪潮自然就为更加严重的金融危机创造愈益成熟的条件和基础。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就是在这种形势下，由2007年的住房次贷危机引发的。因此，“可以说，这次金融危机是1980年以来新自由主义在全世界泛滥所导致的一个非常符合逻辑的结果。”（同上书，第22页）这就是西方一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所得出的结论。
二
西方其他许多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又是怎样看的呢？他们虽然观点各异，可以说，一个经济学家有一个不同的说法，而且一般都不曾像科茨那样能深入地从新自由主义制度的本质和特征上去分析，但有的却看出这次危机不仅仅是金融方面的危机，而是把它与生产过剩危机联系起来认识。同时还更有一些学者差不多都在不同程度上把对金融和经济疏于管制、放任自流的缺陷视为形成当前危机的重要原因。
著名的左翼经济学者罗伯特•布伦纳更直接了当地把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归结为生产过剩。他指责美国前财政部长鲍尔森、美联储主席伯南克等把当前这场危机只简单地当作金融业问题来解释，并说“深层次的实体经济还是稳固的，所谓的经济基础还是完好的。这种观点最能误导人。” 他同时纠正说：“导致眼下危机的根源在于1973年以来，尤其是2000年以来发达经济体经济活力的下降。” 为什么会下降？“一个主要的解释是自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资本投资回报率深层的、持续的下滑。……利润率下滑的主要原因在于全球制造业持续性的产能过剩。”“其后果就是，一个产业接着一个产业出现供过于求的情况，这样一来既压低了产品价格，同时也减少了利润。”于是资本家“别无选择，只能减少厂房、设备和雇佣。……所有这些削减措施最终只会导致总需求长期不振。而总需求的持续萎靡已经成为导致经济长期低迷的直接原因。”（《国外理论动态》，2009年第5期）应当肯定，布伦纳把当前这场危机的根源归结为总需求不足、产能过剩的观点是正确的，缺陷是他没有进一步说明资本主义经济生产过剩更深层次的原因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和雇佣劳动制度。他同时又指出，这个实体经济的虚弱不振与金融危机之间是有联系的。他说：“这两者间主要的联系在于经济为了维持自身运转而不断加深对借贷的依赖与政府为确保借贷的持续进行而不断加深对资产价格走高的严重依赖。”例如，“维持房地产和信用市场泡沫”就是体现这种对资产价格走高的依赖，而要维持高房价和信用泡沫又必须以低利率为基本前提。这次由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再到实体经济的衰退，实际就是这种“依赖”链条断裂的结果，可见，布伦纳在这里已比较深刻地指明了实体经济的衰退与金融危机之间的内在联系。
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在回答“我们是怎样陷入危机困境的”时，驳斥了自由主义者认为市场自由调节能维持社会经济正常运转，反对国家宏观调控的观点。他说：“我们从大萧条（指30年代大危机——引者注）中吸取的教训是，市场不会自我调节。……今天，甚至连总统都认为宏观经济政策的必要性，以及政府设法维持经济处于接近充分就业的必要性。但是自由市场经济学家耍了个花招，推广这种理念，即一旦经济恢复到充分就业，市场总会有效地分配资源。按照他们的观点，最好的管理，就是根本不要什么管理。”那么是否真的不需在微观上进行管理就能使社会宏观经济正常运转呢？斯氏指出，事实是“我们正处于微观经济大规模失败之中。” 即由于放弃了对金融市场的管理，使得它们在履行分配储蓄和管理风险这两项关键任务方面“都失败了”，具体表现在有“数千亿美元都分配给了超出美国人支付能力的住房贷款。不是去管理风险，金融市场却创造了更多的风险。我们的金融体系在去做它该做的事情上的失败，其破坏性程度堪比大萧条时期各种宏观经济的失败。” （《金融风暴启示录》，第25、26页）
对于自由金融市场在分配储蓄（资本）和管理风险两方面失败的情景，斯蒂格利茨指出，美联储的流动资产（可以低息贷出的金钱）和松缓的规定导致了房产泡沫。当泡沫破灭的时候，基于超额估价的资产而做出的融资过度的贷款就成为坏账。而近年来出现的所谓金融工具的新“发明”，只是隐藏了系统化融资的规模，把风险变得比较不透明。正是这些发明才让这次的经济危机变得比早期的经济危机更加戏剧化。 这就是说，近些年来在不受约束的金融自由化大潮下，那些创新“发明”出来的层出不穷的金融衍生品实际不但不能规避风险，而恰恰是相反地把系统化金融风险隐藏更深，更不透明，以致使当前的金融危机变得比过去金融危机更为戏剧化，更为出人意料的严重。
为了说明金融自由化必然要带来更为严重的金融风险，斯氏差不多在此同时发表的《命运的逆转》一文中还从上世纪80年代里根总统上台以来几次金融危机的历史事实中予以说明：首先是智利在70年代皮诺切特总统上台以后“受到教条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家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影响——这种试验结果以灾难告终。……智利现在仍然在偿还因为其不幸而产生的债务。随着1987年（记得黑色星期五，当时股市暴跌了将近百分之二十五），1989年（储蓄和贷款崩溃），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1998年（拯救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和2001—2002年（安然和世通的垮台）大量问题的出现，人们可能认为，对于让市场自己决定这种智慧，将会产生更多的怀疑态度。” 果然，在2002年安然事件曝光之后不多几年，接着就爆发了当前更为严重的金融危机，而这一连串频发的金融事件，都是与金融自由化，“让市场自己决定这种智慧”分不开，或者说前者是由后者引起的必然结果。
这种由新自由主义所引起的上述历史事件的必然性，去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与斯蒂格利茨也持相同观点，只是用了另一些历史事件来做例证。他认为，美国当前这次经济危机是整个近30年来世界危机的一个延续，他说：墨西哥、巴西、阿根廷、泰国、印度尼西亚都已经历过了，现在是美国。 意即近30年来，无论是拉美和东南亚各国的金融危机，还是当前美国的金融危机，都不过是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所产生的结果。
美国著名的国际金融家索罗斯在2008年9月谈到当前美国金融危机的原因时说得更清楚：“眼下发生的事情令人难以置信！这是我所说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这一放任市场和其自动调节理论作用的结果。危机并非一些外来因素，也不是自然灾害造成的，是体制给自己造成了损失。它发生了内破裂。”（《参考消息》2008年9月21日）
不仅如此，连美国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前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2008年10月23日在国会作证时，面对事实也不得不承认这次危机的产生与自己对金融业疏于管理，任其放任自流有关。他说：“我犯了一个错误，想当然地认为，银行和金融机构的自利性能够在最大程度上保护股东利益和公司资金安全，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
以上说明，许多西方经济学者，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和许多资产阶级经济学者，甚至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者基本上都认为，当前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根源在于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或者与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和发展有关，是放任自由市场泛滥惹的祸。而国内少数信奉新自由主义的人则认为是自由市场受到国家干预未能充分发挥其作用的结果。究竟谁是谁非，社会实践乃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在此问题上，当前主要的社会实践就是各国政府采取的应对之策及其效果。当前各国政府主要是采取继续实行新自由主义的自由放任政策，并把它视为“复活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自由主义经济学派——引者注）彻底埋葬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机会”呢？还是在加强国家干预，从而使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有了升温和加强的机会呢？客观的事实已作了明确的回答：这次危机爆发后，各国政府都采取了快速有力的干预措施。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09年4月2日在伦敦召开的第二次G20峰会作出决议：对所有具有系统性影响的金融机构、金融产品和金融市场实施监管和监督，这就意味着关于当前危机源于自由市场泛滥，因而必须加强国家干预的观点已取得世界普遍的共识。
当然，导致当前这次金融危机的深层次的原因，正如大卫•科茨教授所说，是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制度所决定的必然要周期性爆发的一次表现。因此，只要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制度存在，周期性的危机就不会根除。当前各国政府尽管采取干预措施要远胜于执行新自由主义的放任政策，但也绝不能迷信其干预措施能包治百病，更不能一劳永逸地根本消除危机的再次发生，最多只能使其暂时得以缓解而已。
我国城镇住房制度改革思路的演变
一、城镇住房制度改革思路的演变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时候，大家探讨住房制度改革，并且搞了一些试点，最后形成的共识，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当时存量住房实行“租售并举，提租促售，以售带租，小步快走”方针。当时人们收入低，不要说商品房价格，就是成本价甚至准成本价，也承受不起。只能逐步增加工资同时提高房租，提到租售平衡点上，人们就愿意买房了，反过来再带动租赁市场的发展。二是对增量住房的供应，提出政府建房、合作建房、私人建房和房地产开发商建房并举。并举，可以防止垄断，对不同的人群，实行不同的供应办法。现在回过头来看，当时的思路完全符合市场经济的规律。
但实际操作却偏离了大家形成的共识。存量住房一律出售，按市场价格大家买不起，只能低价卖，实际是由财政补贴。老人老办法，也还说得通，但却导致租赁市场沉寂了差不多十年，误导了社会的消费观念。最关键的问题是增量的供应，政府一度不投资，合作建房不鼓励，私人建房不允许，结果是开发商一家独大。原来的无房户和新增的城市人口，都挤到开发商市场来了。一个很要命的问题，就是一些有钱人逐渐形成了投资投机的概念，而且慢慢形成了一个群体。投资投机，只要房价看涨，多高都敢买，为卖而买。让低收入者和投资投机者一起竞争，穷人当然是毫无希望。“房奴”、“蜗居”、“蚁居”、“啃老”，都是由此而生，成为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
对这样的住房供应模式，还可作另外的解读，就是要求开发商承担解决普通老百姓住房的责任。而开发商作为市场主体，追求收益最大化，与投资投机购房者是相契合的。有的开发商说他只为富人盖房子，话不好听，群众不满意，但是从开发商的角度讲并不算错。问题在哪儿？根子在住房制度或者住房供应模式存在问题。
房改以后将近十年里，走完全市场化的路子，低收入者的问题解决不了。最近几年，提出了大力加强保障房建设，把低收入者的住房问题从商品房市场中切割出来，低收入者解决住房问题，不找开发商找政府，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是还不够，我们的城市特别是大中城市，中等收入人群是一个相当大的人群，而且日益壮大，让他们和投资投机者竞争，面临与过去低收入者相同的问题，而且日益突出、尖锐。我们把目前的办法概括为“市场加保障”，然而这是一个很笼统的提法，在这个大的构架之下可以有不同的具体模式。比如新加坡是85%的人住政府提供的租屋，15%的人住市场化的豪宅或从事投资投机。美国也有保障房，对一些收入相对较低的人群也有财政支持，以优惠利率提供房贷，有保障的成分在里面。欧洲特别是北欧，除了保障房以外，还大力扶持中等收入人群建立住房合作社。由于它是非盈利性组织，住房价格比较低，也是既是市场化，又有保障的成分。各国具体做法虽然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把不同收入人群的住房供应区隔开，实行不同的住房政策或制度。
二、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城镇住房制度
1.低收入者住政府提供的保障房。住保障房的人没有产权，但保障房也有一定的市场性，因为要交租金。租金水平不宜低于准成本（折旧加维修），最终政府的投资可以收回投入再生产。
2.对于中等收入人群，大力发展合作建房。这是半市场半保障性的，房子可以居住使用、可以继承，但是不能出售，不住了要交回合作社，扣除折旧等因素给予适当补偿。瑞典的住房合作社资金，1/3由社员集资，1/3由政府财政负担，1/3由银行信贷支持，我们国家目前恐怕做不到，可以低起步，随着经济发展逐渐增加扶持力度。合作建房，没有所谓的开发商利润，又不允许炒作，价格会在社员的承受能力之内。社会中等收入群体涵盖范围非常广泛，多数人买房子是为了自住，希望有一个比较好的居住环境，能够安心从事本职工作。由于不是为卖而买，有没有完全产权并不重要。他们中收入较高的人，可以参与建标准高一些的房子，收入低一些的，可以建档次低一些的房子。总之，合作建房适应范围广，应该大力提倡并加以扶持。这里的关键是自住，不允许自由买卖。
3.富人除了可以住豪宅以外，还可以从事投资保值和投机盈利活动，这是完全市场化的。由于保障性住房和合作性住房不允许自由买卖，高端的投资投机活动不会对普通百姓造成伤害。相反，还有利于搞活经济。
三、城镇住房制度改革需要土地制度调整作配合
城镇住房制度改革需要财税、金融、土地、工商管理等等方面的调整作配合。例如，如果合作建房有了明确的法律地位，土地管理就要考虑对住房合作社给予土地供应的优惠政策，可以低地价，也可以免地价。城市土地国家所有，也就是全民所有。用全民所有的土地，解决广大老百姓的居住问题，没有必要实行“招、拍、挂”。“招、拍、挂”的原则是价高者得，无疑会抬高地价进而推高房价。现在的住房制度，合作建房没有地位，高地价必然伤害中等收入人群的利益。其实，房价高是住房制度与土地制度相结合，共同作用的结果，两家甚至还包括其他政府部门，是一根绳上拴的蚂蚱，都有干系。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各部门通力合作，但从逻辑顺序而言，首先是要改革住房制度，其次才是改革土地制度和其他制度。
土地管理是保障服务经济发展的，在保障服务过程中，也可以对服务对象发挥一定的引导作用，即所谓宏观调控。这一点，与金融的宏观调控作用，有相似之处。金融的调控作用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贷款规模控制，二是利率手段。对规模控制，经济学家们有不同看法；至于中央银行调控基准利率，是上了教科书的，大家没有异议。实际操作中，利率可以提高，可以降低，可以为零，甚至实际利率可能为负。怎样变化，由中央银行根据市场情况确定，但绝不是由市场自发形成。这几年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用的较多的是土地供应总量控制，有点类似于金融的规模控制，有作用，但效果不理想。原因恐怕在于，没有像灵活运用利率那样，灵活运用地租（地价）这个经济杠杆。在土地私有条件下，地租不可能成为政府的调控手段，相反，它是政府的调控对象。但在土地国有条件下，政府可以针对不同情况，实行不同的地租（地价）政策，使其成为调控工具。像央行利率一样，政府出台地租（地价）政策，要考虑市场情况，但也绝不应完全由市场自发定价。
土地“招、拍、挂”，是由市场的力量确定土地价格，这种办法只适合于特定的情况，如对高端物业、外资企业和上市公司的土地供应。但对一般工业企业、小型服务业、中低档居民住宅等，就不一定适合。
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这主要是针对物质生产和普通商品而言的。金融是经济运行的血液，土地是经济发展的载体，都不是普通商品，而是体现着国家意志。它们的价格即利率、地租，不能简单地由市场决定。因为，凡是由市场自发力量决定价格的东西，只能成为宏观调控的对象，而不能作为调控的工具。
知足、知不足与不知足
“知足”、“知不足”与“不知足”，是共产党人党性修养的重要内容。在哪些方面“要知足”、哪些方面“知不足”、哪些方面“不知足”，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思想境界和道德情操。现在有少数同志，对待名利摆不正心态，对待工作与学习，总是充满埋怨，“厌岗”、“厌学”情绪一片，业务上既看不到自身的不足，更看不到与别人的差距，缺乏感恩的情怀、求索的毅力和深钻细研的韧劲，久而久之让自己沦于一般化和平庸化，既耽误了工作、贻误了事业，也误了自己的“前程”。要想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有所作为，就要对所拥有的工作环境存“知足”之心，时刻保持一份敬业的热度；工作上与他人相比要有“知不足”的勇气，时刻保持一股“攀比”的力度；在钻研业务上要有“不知足”的朝气，时刻保持一种求知的深度。
当前，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我国经济正处在回暖升温、逐步恢复的关键阶段。广大基层党员干部要担负起振兴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任，就要认真把握“知足、知不足与不知足”的关系，在寂寞与清苦中勤恳干事、平静从事，努力转“危”为“机”，推动科学发展。
增强“要知足”的涵养——保持平稳和谐的心态。人不可能“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面对浮躁、功利、奢华、喧嚣，贵在“知足”二字，贵在保持清醒与理智、冷静与执著、平淡与坚守。基层党员干部长期面对广大群众，要时刻保持普通人的本色，存平常心，做平常人，正确认识自己、对待自己、完善自己，正确看待个人成长进步，正确对待成败得失和进退去留；时刻保持平和的心态、高昂的状态，自觉做到条件变了、艰苦奋斗的作风不丢，环境变了、吃苦耐劳的精神不减，时代变了、甘于奉献的传统不改，努力把工作当事业，把事业当追求，以健康的人格、健康的体魄、健康的心态，做好每件事情、完成好每项工作，不断成就自己的理想。
提升“知不足”的勇气——凝聚难中求进的作风。一个人要敢于看到自己与他人的差距，敢于把自己的短处与别人的长处相比，在比较中见不足、找差距，从而明确新的赶超目标和努力方向。新的发展时期，基层各种矛盾和问题在不断增加，解决矛盾和问题的难度也在不断加大。在这种新的形势下，基层党员干部应正视在加快发展中的矛盾和困难，正确看待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始终保持昂扬的精神状态和饱满的工作热情，不断增强深入一线的朝气、连续作战的豪气、不畏艰难的锐气、敢打胜仗的勇气，坚持难中求进、难中求新、难中求变、难中求胜，不断变被动为主动、化不利为有利、转劣势为优势，努力开创工作新局面。
培养“不知足”的品格——磨砺愈挫愈奋的意志。不论是工作还是学习，不论干什么事，有阻力才能砥砺意志、铸就韧劲。越是在我们学习和工作遇到不顺或屡遭挫折的时候，只有更好地保持坚韧的意志与旺盛的斗志，才有可能跨越艰难险阻，踏上成功的彼岸。干事创业无坦途，激情锐气不可少。基层党员干部要习惯在逆境中提升能力、在挫折中丰富阅历、在百折不挠中积累业绩，做到愈挫愈奋，愈挫愈勇，做到在任何困难面前不气馁、不退缩、不言败，不断在战胜困难和挑战中赢得新发展。
何为物联网？
问：编辑同志，您好。最近“物联网”一词在媒体上频频出现，物联网究竟怎么回事，它为何能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物联网和互联网是什么关系？
山西读者：赵 亮
赵亮同志：
您好！物联网一词最早出现在上世纪90年代末。1999年，在美国召开的移动计算和网络国际会议提出：“传感网是下一个世纪人类面临的又一个发展机遇”。2003年，美国《技术评论》提出传感网络技术将是未来改变人们生活的十大技术之首。2005年，在突尼斯举行的信息社会世界峰会(WSIS)上，国际电信联盟(ITU)发布了《ITU互联网报告2005：物联网》，正式提出了“物联网”的概念。去年金融危机发生后，物联网概念迅速风行，并受到各国政府的重视。我国的《国家中长期科学与技术发展规划(2006－2020年)》和“新一代宽带移动无线通信网”重大专项中均将物联网列入重点研究领域。
物联网在国际上也称为传感网，这是继计算机、互联网与移动通信网之后的又一次信息产业浪潮。具体地说，物联网就是把感应器嵌入和装备到电网、铁路、桥梁、隧道、公路、建筑、供水系统、大坝、油气管道等各种物体中，然后将物联网与现有的互联网整合起来，实现人类社会与物理系统的整合。在这个整合的网络当中，存在能力超级强大的中心计算机群，能够对整合网络内的人员、机器、设备和基础设施实施实时的管理和控制。在此基础上，人类可以以更加精细和动态的方式管理生产和生活，达到“智慧”状态，提高资源利用率和生产力水平，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
物联网是在计算机互联网的基础上，利用RFID（射频识别技术，俗称电子标签）、无线数据通信等技术，构造一个覆盖世界上万事万物的“Internet of Things”。在这个网络中，物品(商品)能够彼此进行“交流”，而无需人的干预。其实质是利用RFID技术，通过计算机互联网实现物品(商品)的自动识别和信息的互联与共享。而RFID，正是能够让物品“开口说话”的一种技术。在物联网的构想中，RFID标签中存储着规范而具有互用性的信息，通过无线数据通信网络把它们自动采集到中央信息系统，实现物品(商品)的识别，进而通过开放性的计算机网络实现信息交换和共享，实现对物品的“透明”管理。国际电信联盟2005年一份报告曾描绘“物联网”时代的图景：当司机出现操作失误时汽车会自动报警;公文包会提醒主人忘带了什么东西;衣服会“告诉”洗衣机对颜色和水温的要求等等。毫无疑问，如果“物联网”时代来临，人们的日常生活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事实上，在现实生活中已可见物联网的具体应用，如远程防盗、智能图书馆等，只不过这些仅是物联网的雏形，还尚未形成一个庞大的网络。物联网固然给我们构建了一个十分美好的蓝图，但从目前全球状况来，一些媒体也指出了物联网发展面临的众多难题，如实现物联网，首先必须在所有物品中嵌入电子标签等存储体，并需安装众多读取设备和庞大的信息处理系统，而这必然导致大量的资金投入。而物品附属存储体也将导致物品成本的上升，在成本尚未降至能普及的前提下，物联网的发展将受到限制。其次，物联网的发展必然涉及通信的技术标准，而各类层次通信协议标准如何统一则是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
“侯惠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本质体现”等8则
侯惠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本质体现
从意识形态视角解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必须扣住社会主义价值合理性这一关键。毫无疑义，从以革命为主题的时代转向以和平发展为主题的时代，从一个领导革命、夺取政权的党转为领导建设、在完全开放的环境中长期执政的党，党的指导思想、建党理念以及价值合理性资源都必须发生重大变化，否则就会落后于形势而失去领导的资格。然而这里的底线就在于其变化无论多么巨大，仍是“自我完善”，而不是对此前的社会主义的否定；其思想理论的创新成果无论何其新颖，都是在继承基础上的发展，而不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根本超越；就执政的价值合理性而言，无论如何构建，都是在原有的利益和道义基础上的展开，而不是推倒重来，否则就是对原有国家制度的根本颠覆。之所以如此，就在于现代国家的价值合理性类型无论作何种概括，其实质都是以“主义”为制度构建的根据，因此国民对于国家的认同，其实就是对于主义的认同。这样，价值合理性问题就理所当然地归结为“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为共同理想”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始终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的根本原因所在。
（来源：《思想政治工作研究》2009年第8期）
胡鞍钢：中国有可能成为“绿色革命”领导者
表面上看我们当前的最大危机是金融危机，但是更本质地看，我们当前及未来10年面临的最大危机是气候变化。金融危机会很快过去，金融危机是一个短期的危机，它反映了当前全球的经济、贸易、投资、产业的不平衡在一个时点上的暴露。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冲击是相当有限的，不管怎么估计，我们现在也就是经济增长率减少一到两个百分点，虽然出口、失业的冲击是不可否认的。但是回过头看，我们现在自然灾害的损失就非常之大了。仅2008年，气候的异常变化，如冰、冻、雨、雪灾害超过了1500亿元，这是直接的经济损失。当然2008年最大的灾害还是汶川地震，损失将近10000亿。这其实是中国人每天真正感到的灾害，所以绿色发展是新的经济增长点。因此，我们不能简单的去应对金融危机，而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找到一个好的模式，走出危机，走进绿色发展。
（来源：人民网-《人民论坛》2009年12月23日）
韩庆祥 王海斌：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利益观
马克思主义的利益理论主要包括以下五个基本观点：首先，利益是关系范畴，表达的是人与人之间对需求对象的一种分配关系。其次，利益的本质根植于社会基本矛盾之中。利益是生产力发展的内在驱动力，对物质生活资料的需要是人们从事生产活动的最初动因。生产关系状况决定着利益的实现状况，利益关系是经济关系的集中表现。利益决定政治权力和政治活动，政治权力不过是用来实现经济利益的手段。一切政治思想体系的背后，实质就是利益，利益是政治思想的基础，有什么样的利益就往往会有什么样的政治思想。第三，不同的社会历史形态，人们的利益诉求是不同的。第四，追求利益既是人的一切社会活动的动因，又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内在驱动力。第五，马克思主义的大众立场：代表大众利益。大众性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本质属性，马克思主义本来就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或“头脑”，它十分关注大众的生存境遇、发展命运和心灵世界，并为分析解决大众关心的问题提供方法。
（来源：《北京日报》2009年12月7日）
余斌、陈昌盛：我国收入分配现有问题
我国收入分配现有问题：一是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占比偏低。在初次分配中，劳动者报酬占比从1995年的51.4%下降到2007年的39.7%，影响了居民消费的增长。二是收入分配不公平导致收入差距明显偏大。城乡间、行业间、人群间收入差距扩大，以及收入分配不公平等问题比较突出。目前电力、电信、金融、保险、烟草等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平均工资的2-3倍，如果再加上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收入差距可能在5-10倍之间。三是虽然经过近年持续加大投入，我国政府公共服务支出总体仍然不足。2007年，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三项公共服务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比重合计只有29.2%，与人均GDP3000美元以下国家和人均GDP3000-6000美元国家相比，分别低13.5和24.8个百分点。居民不得不用自身的收入来支付快速增长的教育、医疗、社保等支出，不仅挤压了居民的其他消费增长，而且强化了居民的谨慎预期，降低了居民消费倾向。
(来源：《瞭望》2009年12月7日)
郑永年：民生进步是民主化的前提
很多人谈到“中国模式”都谈经济模式，认为中国经济发展是成功的，而不谈政治模式。但我觉得中国的政治模式很重要，因为中国的经济模式就是政治模式促成的。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政治改革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基本国家制度建设。国家制度建设就是中国30年政治改革的核心。民主化也在不同层面进行，但其只是中国政治改革的目标之一，不是唯一目标。中国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很好地处理了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的关系。第一，就是渐进改革。第二，中国采取的是分阶段的改革。我认为中国的改革基本上分为三大类改革，经济改革、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从1978年到21世纪初，主体的改革就是经济改革。从2l世纪初，尤其是十六大以后，中国改革已经进入了以社会改革为主体的改革阶段。社会改革的焦点包括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环保等方面。经济改革的成功，中国基本的经济制度已经建立起来，而社会改革各方面的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前面的经济改革所产生的负面问题例如收入分配差异、社会分化和环保等，都要由社会改革来消化。社会改革也是下一波经济增长的最主要来源。如果没有社会改革，中国很难建立起一个有效的消费社会，内部需求的动力就会不足。同时，社会改革对未来的民主化也有积极的意义，就是要用民生促民主。民生进步是民主化的前提。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年12月10日）
代金平 郭骄：正确应对网络规范和网络自由的关系
首先，网络规范对网络行为主体的规制是实现网络自由价值的必要手段。在网络社会中，网络自由与网络规范相辅相成，网络规范是为了实现网络的共同利益(包括网络行为主体的网络自由)而约束网络用户的行为，网络的自由价值必须在网络规范的保障下才能顺利实现。网络规范约束人们的行为，不仅通过制定出相应的法律、法规、制度来完成，也通过社会和网络的双重道德引导、教育、倡导网络用户的自律来实现。其次，网络自由始终是网络规范追求和保护的价值目标。网络开辟了最大限度的自由场所，让网民享受到了空前的行为、言论自由，从而使网络表现形式趋于多样化，网络价值多元化；与此同时，网络所呈现的言论自由、行为自由也使舆论主体真正回复到普通大众的身上，体现出广泛的网络民主，推进社会民主进程。
（来源：《西南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
哈佛大学教授裴宜理：中国政治体制的高度的创造与适应能力
在过去几十年间，中国共产党政权是如何确保其政治制度的延续和世界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持续和快速的经济发展的?这主要归功于中国政府强有力的治理能力。在诸多挑战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民众的群体事件。共产主义中国较为成功地处理了这些事件，其本身就证明了它对问题的拿捏恰到好处，甚至还能化险为夷。随着通信技术日益复杂化和大众化，公众对一些问题的争论往往会在大范围内被迅速扩散开来，这也导致中国的治理方式变得更务实和更平民化。如孙志刚事件直接导致政府进一步完善了对待流动人口问题的规章制度。表明网上很多信息可以帮助国家预见并及时消除群体事件，还可以促使国家修改规章制度。中国政府似乎已经发现了一种强有力的办法，即通过网络加强政治治理。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年8月13日）
[美]斯蒂格里茨：中国并非身陷“两难”
现在，中国与日本面临一个真切的问题：如果他们一下出售过多的储备，美元价值可能会大幅下降，那将削弱他们剩下的储备的价值。而且，向美国出口也将更加困难。这让一些美国人感到安慰，以为中国陷入进退两难之境。但其实中国大有可用之策，其中许多会让美元的未来充满危险。第一，中国可以继续购买美元资产，但是要寻找能抵御通胀和汇率波动的投资，或至少寻找比美国短期国库券更保险的投资品种。第二，中国可以逐步降低美元被留作储备货币的可能性：转移销售地点。所谓的“中国依赖向美国出口”并不像有些美国人认为的那样严重。随着人们对美国金融体系和货币财政政策的信念垮塌，中国可以提供融资，让东南亚、欧洲或非洲人有能力买它的商品。“卖方融资”的意义在于后期得到的报偿。因为以贬值的美元偿付等同于以高折扣率买了商品。为非洲及其他矿物资源丰富的国家提供资金还可得到双倍甚至三倍的红利，包括获得稀有资源的机会、提高地缘政治影响力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