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政治体制改革推动教育体制改革

　　政治的统帅与支配地位，一方面决定了政治制度对其他各种制度的制约作用，另一方面也决定了它的变革必然能带动与促进其他方面的变革，自然也包括教育体制的改革。从我国古代大大小小的教育体制改革来看，总是与政治改革的形势紧密相连的。汉武帝为了建立政治大一统的封建帝国，在教育上采取了兴太学、重选举与独尊儒术三大改革措施；隋末农民大起义，不仅打垮了魏晋以来的士族制度，也打垮了维护士族利益的“九品中正”选士制，从而为唐朝学校制度的完善与新考试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清朝末年，废科举、兴学校以及新学制的颁布也是戊戌新政推动的结果。近代世界史上的一些进步的政治革命与改革，如日本的明治维新、法国的大革命、苏联的十月革命、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与新中国的成立等等，无不直接地推动了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我国目前正在进行的教育体制改革也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政治上进行了一系列改革的背景下进行的。首先，政治体制改革对教育体制改革提出了新要求。党的十三大从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把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分为近期目标和长远目标两个阶段。近期目标“是建立有利于提高效率、增强活力和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领导体制”，长远目标“是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近期目标是长远目标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发展阶段。而要在政治生活中提高效率、增强活力和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不仅涉及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与专业化，还涉及到如何提高人民群众的知识素质、思想素质与民主参与的能力等问题，由此给教育目标的调整、内容的更新、方法的改革提出了许多值得探讨的新课题。其次，政治体制改革为教育体制改革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理论与经验。我国现行教育体制中所存在的问题与政治体制中存在的问题具有很大的一致性。因此，在改革的目标、任务、指导思想、途径与方法上，有许多共同的地方，两方面改革的理论与经验，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相互借鉴。再次，政治体制改革为教育体制改革打开了新局面。教育体制的改革不单是教育内部的改革，而是一个涉及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全方位的整体改革的一个组成部分，单靠教育内部的力量是难以完成的，大量的教育改革实践告诉我们：教育改革所遇到的各种阻力，如片面追求升学率难于克服、职业技术教育难于发展、各类学校的专业布局难于统筹等，都在很大程度上与旧有的行政领导制度、干部选拔制度、招工用人制度等密切相关。要使教育改革成功，除了教育系统自身的努力外，还有赖于政治方面进行相应的配套的改革，扫清障碍，打开局面。

（四）政治对教育财政的影响

　　国家和统治阶级中个别人采用拨款、捐献或筹措教育经费等办法，有效地控制教育的领导权。中国宋代的书院，清代的私塾，其经费来源靠地主阶级拨给学田作为办学基金，或由他们出资兴办，让学校听命于他们。1862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莫雷尔法”，规定联邦政府拨地辅助各州兴办农业和工艺学院，这种学院通称为赠地学院。

　　1872年，美国密西根州卡拉马祖市议会通过立法，用增收学校税的办法开办公立中学。从此美国各州竟相效尤，使公立中学取代了私立中学。由于美国采用联邦制政体，使得其公共教育经费的来源各具特色。各州的法律机构负有从本州可获得的资源为公共教育提供经费的职责。地方学区的教育税收是主要的经费来源，其余经费来自州及联邦政府，三者平均分别占50.1%、41.4%、8.5%。由于各州贫富悬殊，所规定的税率不同，使得税收额差别很大，导致州与州之间中小学每生人均教育经费差距悬殊。如1974~1975学年度，纽约州每生经费为2005美元，而密西西比州每生经费仅为834美元。这种拨款方式是由特殊的政治、经济制度决定的。资产阶级还通过增拨补助经费的方法实现其对学校教育的切实领导。如美国的国防部，内政部动用大量经费，推行他们的教育计划，一些垄断集团如石油、运输、合成、电子等大企业公司的基金组织也拨给学校大量的办学经费，直接插手学校教育，以取得决定重大教育问题的权力。

　　确定教育部门在政府财政预算中所占份额主要取决于政府领导人对教育重要程度的认识。比如，日本一直把教育看成是立国支柱，因此一直向教育部门投入大量资金。这一政策使得日本的教育发展迅速，成为日本经济飞速发展的重要基础。而我国，自1957年以后，由于受极“左”思想的影响，阶级斗争成为国家的工作重心，教育的作用长期为整个社会所忽视。受此影响，我国不少政府部门的领导在制订财政预算计划时常常是“一工交，二财贸，剩多剩少给文教”，结果教育经费在政府财政预算中所占份额甚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向发展经济。工作重心的转移，使得教育的作用日益重要起来。政府领导人认识到欲使经济腾飞，必须大力发展教育事业，这种工作重点与指导思想的转变使得国家拨给教育部门的经费份额不断增加。